学术小传
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、博导，曾任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系主任，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和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。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组组长，教育部教材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农经组组长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，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，江苏省农业经济学会会长等职务。
作为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，他长期从事农业的技术进步和种植业的协调发展、以技术进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、提高农业系统的整体效率和农业现代化等农业宏观管理的问题研究，在农业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。
他先后主持了农业部“七五”“八五”“九五”等一系列重点课题共20余项，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，撰写和主编专著、教材20余部，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和部省级科技进步奖等20余项。1988年被农业部授予“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”称号，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，1998年荣获“中华农业科教奖”，2013年入选首届“江苏社科名家”，2018年被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授予“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终生成就奖”。
学术感言
我自1960年在南京农业大学毕业留校，从教50余年。对于当初学农和当教师这两个选择，我从不后悔。我有幸在南京农业大学这所学术根基深厚的农业名校学习和工作，特别要感谢我的恩师刘崧生教授。我在国内农经界担任的学术职务，大多是继任于他的，对于他和农经教育界前辈们的栽培，我铭记不忘。
奔着“广告”学了农经
记者：您生于战争年代，当时的生活学习条件肯定很艰苦。
顾焕章：我是1934年“双11”出生的，老家在盐城阜宁县蔡桥镇。20世纪40年代初，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，苏北也是烽火遍地，民不聊生。父亲因病过世，才30多岁，母亲含辛茹苦带着我和两个妹妹，生活十分困难。在这危难的时刻，我们得到了大姨母的关照，1945年随她同到上海，同大姨夫的兄弟和侄儿侄女们，一起住在南市卢家湾的一所房子里。虽然比较拥挤，但能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有个栖身之地，也真是不容易。
抗战胜利后，在大姨夫的资助下，我得以就读于上海培真小学、上海浦江中学和上青中学。解放以后，我中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，工作地点在松江，当时松江属于江苏省。我在松江专区的农林科（现在叫农业局）工作，开始是助理技术员，后来当了技术员。
1955年，机关里动员一批干部考大学，我参加了“松江中学高考复习班”，在松江中学读了一年书，就是为了补高中的课程。1956年考大学，我当时是在苏州考的，因为松江没有考区，最终考入南京农学院（南京农业大学前身）农业经济系。
记者：为什么您会选择南农的农业经济专业？
顾焕章：学习农业经济专业有两个原因：第一个原因是我在农业局工作，是农业技术员，对农业比较熟悉，所以这方面应该说有一定的基础。第二个原因，南京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广告做得好。
记者：南农当时是怎么打广告的？
顾焕章：说是广告，其实就是当时学校的招生简章。学校提出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培养国营农场场长、集体农庄主席和拖拉机站站长，我就奔着这个来的。因为我当时看了很多苏联电影，比如《幸福的生活》《拖拉机手》《乡村女教师》。《红莓花开》就是《幸福的生活》这部电影的插曲，当时几乎人人会唱，传唱至今。50年代的这些苏联电影都是讲苏联集体农庄的故事。当时全国学习苏联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，令我非常向往，所以就决心报考农业经济专业。
记者：在上大学时，哪些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？
顾焕章：1957年11月到1958年8月，南京农学院两百多位师生都被下放到苏北涟水县劳动锻炼，住在农民家里，实行三同（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）。我被分配到王集乡五星三社第六生产队，在那里呆了有大半年。关于“饿”的记忆，我终身难忘。我在王集住在一个生产队长家里，每天三顿玉米稀饭，有时在粥里捞到几个胡萝卜就感到高兴。每月到乡里开会最开心，可以放开吃，不收粮票，我每次都吃到胃胀得难受为止。
我读书的时候也算是个活跃分子。我参加过学校的广播站，是编辑兼播音员，曾经主持过好几届学校运动大会。在体育方面，我是小口径运动步枪射击训练班第一连连长。刚毕业做助教的时候，我还参加学生话剧团，演出过一个大型话剧，叫《年轻一代》，还有点小影响。我演一个厂长、老革命。
另外，我们每年过年、过节都要举行舞会，甚至元旦通宵舞会。通宵舞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呢？就在水泥操场上面，把滑石粉一打，灯光一亮就可以跳舞。我跳舞不行，跳得不好，所以每次我都是放唱片。我们那届的毕业典礼是在大礼堂举行的，大礼堂后来翻盖了，就是现在的第三食堂。
在我们读书的时候，还有各种社团活动，相当多，包括诗会、绘画等等各方面，其实不比现在差。大学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。
一场大辩论
记者：请您谈谈留校初期的工作情况。
顾焕章：留校以后，我在统计教研室，主要教学和研究的方向是“统计学原理与农业统计学”。除了上课以外，我还带学生实习。年轻教师要带实习生进行农村调查，包括统计调查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。
我记得当时每年都到句容、溧阳搞年报。在年终的时候，每个县、每个乡、每个村都要搞生产报表，反映这一年生产的成绩等等。我们就把学生带过去，分派到各个乡，帮他们一起搞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整理一个统计分析报告。
每年夏收夏种时，我还要去江浦农场。那时候是拖拉机收割，每天要报进度，分析机械运行的情况。做农业机械化统计分析，就是对作业的进度、效率、产量等等进行统计分析，每天要分析进度。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统计学的，题目叫《关于统计学的对象》，发表在《江海学刊》1962年第10期。
在我看来，农经学科研究一定要“顶天立地”。“顶天”就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理论、最新的成果，要掌握。“立地”就是对中国的实际情况、对基层的情况要了解。究竟农村实际情况是怎样的，不能蜻蜓点水，最好能够深入下去，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。
记者：1977年以后，您进入了学术成果高产期。
顾焕章：1977年以后，我技术经济研究方面的第一篇论文《太湖地区耕作制度经济效果初探》，发表在《群众论丛》1981年第1期。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大概有两方面：一方面，运用生产函数这种数量分析模型来分析耕作制度，也就是用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耕作制度的经济效果，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是有所创新的；另一方面，为江苏农业种植制度“三改二”的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20世纪70年代，苏南地区特别是苏锡常地区基本都是双季稻，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双季稻三熟制，就是两季稻加一季麦，这个产量要比稻麦两熟制要高一点。所以大家都极力推崇这种耕作制度，认为双季稻是“革命稻”。我们调查了太湖地区也就是苏锡常地区13个县10年的资料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第一，这种双季三熟制耕作制度虽然使得农作物有所增产，但增产幅度并不大，米的品质也下降了。第二，用工用本用肥大量增加。增加的收益抵偿不了增加的投入，也就是投入产出比较低。而且，这种耕作制度造成地力衰退、生态环境破坏。从经济效果的角度来讲，有些得不偿失。因此，我们觉得这种耕作制度不是一种很好的耕作制度，应该要改变。这个结论和当时推行的政策不一致，引起一场大辩论。当然这不仅仅是我这篇文章的功劳，但至少这篇文章有具体分析，而不是抽象的一般议论。
有了实际的数据、量化的分析，所以后来双季稻制度很快就改变了。后续成果有《江苏省太湖地区昆山县三熟制比例经济适合点问题的探讨》，刊载在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》1981年第9期。1982年在全国性刊物《农业技术经济》上发表的《徐淮地区施肥经济效益探讨》等等一系列文章，都是围绕农业技术经济问题，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还有一篇文章《农业科研投资重点确定的经济模型研究》，当时也比较有影响。就是研究农业科研投资的经济模型，它是利用经济剩余原理，建立了模型，然后研究投资的经济效益大小，进行比较。当时国际上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农业科研投资经济效果，这篇文章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方面也有所创新。
记者：您在国内农业技术经济研究领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。
顾焕章：农业技术经济这个学科过去在中国没有，国外有一个相近的学科，叫农业生产经济学，它偏重于微观分析、农场管理分析、生产函数分析等。我们把这套生产函数方法运用到技术经济研究领域，这个大概是我们做得比较早吧，但这不是我们一家做，中国农科院、北京农业大学等也做了不少工作。
后来成立农业技术经济学会，我是发起人之一，还担任1990年全国统编教材、教育部“七五规划”教材《农业技术经济学》的主编。1997年，我得了两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，一个是这本教材，还有一个是农业经济学科建设“高层次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”。
农业现代化的四个层次
记者：您也是国内较早研究农业现代化问题的专家。
顾焕章：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就开始涉足农业现代化研究。1978年，我在省委宣传部刊物《工农兵评论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《加速农业现代化，促进农业高速度发展》，对农业现代化的概念、意义和内容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。
我在《中国农村经济》1997年第7期上发表了文章《论面向21世纪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十大关系》，探索了包括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、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、物质投入与科技投入等方面的问题。这篇文章涉及我对农业现代化研究20年的总结。1981年出版了《农业现代化》，书中除了讲农业现代化重要性，还讲农业现代化实现的途径，特别是对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，提出了新的见解。
记者：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关注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的？
顾焕章：开展农业现代化研究，主要是综合各种因素来考虑。当时美国、日本、苏联农业现代化水平已经比较高了，从国外因素来讲已经是一种潮流。大家也看得很清楚，农业不搞现代化、不搞机械化，永远摆脱不了小农经济、小生产。小生产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，而市场经济、商品经济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很难发展起来，也很难使农村走向富裕。从这一点看，当时没多少争议，中央也开始号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。
从宏观的角度来看，实现农业现代化应该有四个层次：第一，生产手段的现代化，就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二，组织体制的现代化，没有体制的现代化，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很难生下根来。第三，社会的现代化，就是不光农业、不光生产，包括销售、市场也要现代化。第四，观念的现代化，这是最高层次。就像我看现在很多大学质量的差别，不是楼盖少了。楼盖得都不差，实际上还是思想观念的落差。
名师出“106”将
记者：您一共带了106名研究生，能否谈谈研究生培养的一些心得体悟？
顾焕章：我从1986年晋升副教授以后就带研究生了。1988年晋升为教授，1990年开始带博士生。我的学生中，有一些很有意思，包括已经是博士导师，还到我这里拿个博士学位。我还曾经和中国经济学的泰斗吴敬琏先生联合招过两个博士。另外，博士生蒋乃华（与李岳云教授合作指导）、常向阳获全国优博论文奖，是很难得的。
我带学生，首先看悟性，要有创造性，有棱角没关系，四平八稳的人我不欣赏。一切发明创造都是从幻想开始的，没有幻想，就没有发明创造。还是要有质疑精神、批判精神、创新精神。
我上课允许学生打瞌睡，允许吃东西，但是你不能影响别人。我一直觉得，学习是靠主动的，我看重学生的学习能力、思维分析能力。一般来说，10年一过，原有的很多知识也都过时了。但是掌握了学习方法，就可以像海绵一样不断地吸水，就像拿到了一把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，就可以登堂入室。我后来教农业技术经济学，其实自己也没有学过这门课，就是因为掌握了学习方法，还教出了一个终身成就奖。
当时，我对学生的博士论文提出四点要求，现在看来还是对的。第一，必须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综述。为什么？要想突破，首先要了解这个学科的前沿到底在什么地方。这就要求对一流的文献、最新的文献，必须掌握，而且要加以分析、概括、总结，形成比较系统的观点。第二，必须在理论或者观点上有所创新。真理不怕重复，但重复并不是发现真理。不可能全部都创新，能有一个两个也不错，但是必须要有，总要提出个新观点。第三，必须运用当代先进的研究方法，这里主要是指数量分析方法。当时我们要求研究一般都要有模型，要量化分析，都是定性的、说道理的不行，要有根据。言之有理，论之有据，这个很重要。第四，对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能够提出对策性的建议，归根结底，我们研究的目的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。
在朋友圈写文章
记者：您近期在关注哪些问题？
顾焕章：我现在都在微信朋友圈写文章，朋友圈里有400多个好友，大多是我的学生。我是搞了一辈子农业的人，经过抗疫，我更加关注国家粮食安全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粮食是基础的基础。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减少粮食生产，以工业产品换取粮食，这可能比自己种粮更有效益。我对此持反对态度。从国际贸易、国际分工角度看，粮食的确不一定要全部自己生产，但是从国际社会换取粮食的前提，是国际粮食充足且可以在国际市场自由流动，但现实是粮食贸易很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的战略武器，不能掉以轻心。中国有14亿人口，中国的粮食问题主要靠自己，绝大部分要自给自足，要端好自己的“饭碗”。当然，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国际市场置换，进行品种调剂，但一定不能反客为主。
我也关注农民，首先是农民的养老问题。我认为，要适当加大对农民养老的保障力度，让老年人更有尊严地生活。涉及公益性的一些事业，比如养老、医疗、教育等，不能完全市场化。解决农民养老问题，必须靠国家、社会和养老机构有机协同。养老机构可以下渗到基层，要有养老专业人员。
当然农民养老问题只是农民问题的冰山一角。解决农民问题，工作千头万绪，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两方面工作要做：一是要解决农村留守儿童、妇女和老人问题，即“3861部队”；二是要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，帮助进城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。
我也关注农村。城市化进程是大势所趋，人口总是在向经济发达、就业机会多、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流动。假如农村留不住人，农村空心化问题就无法解决。因此，要解决农村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：首先是生态环境，其次是交通，再次就是产业问题。农村留不住人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产业稀缺。我个人认为，农村不太适合大兴工业，而应该主要发展第一、第三产业，后者包括养老、健康等产业，还要加快补齐医疗这块短板。
记者：您对江苏社科理论发展有何希望？
顾焕章：江苏文化底蕴深厚，社科界比较活跃，和现实结合紧密。希望江苏社科理论界加强对青年人才的培养，希望他们加快成长，能多出在全国有影响力、对现实重大问题提出深刻见解的青年理论家。
本报记者 胡 波 杨 丽
见习记者 韩宗峰
摄影 杨 丽
与费孝通先生的一面之缘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江苏省农经学会在张家港召开年会，有二人作主题报告。一人是我，主要谈“农业生产函数的应用”；另一人就是费孝通先生，谈“小城镇研究”，因此我有幸参与接待并聆听了费老的报告。费老的讲话，生动有趣。他是苏州吴江人，讲着带有吴音的普通话，还抒发了一段对家乡的感情。他说，他研究小城镇最主要的就是用“比较分析法”，包括外部比较，即小城镇与大城巿、纯农村比较，以及内部比较，即小城镇内各类人群的功能和状态的比较，这样小城镇的特点、特征、特色就显现出来了。他认为比较分析应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，这一观点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他还风趣地谈到他晚年的人生规划，当时，他已经七十多岁了，还准备再工作十年，他说，这“十块钱”怎么用，不能浪费，一定要仔细掂量。
（摘自顾焕章的朋友圈）
农经百年
塑源双宿愿，
筑梦钟山，
夫唱妇和育才俊，
经世济民谱新篇，
金陵梦圆。
旧貌已新颜，
时过境迁，
华夏无处不春风，
英才辈出花更艳，
农经百年。
执教五十年感怀
五十年来是耶非，
人生系得几安危，
历经沧桑逢盛世，
冬去春来又一年。
人生易老天难老，
岁月无情人有情，
春风桃李花千树，
郁郁钟山夕照明。
（摘自《顾焕章诗词选篇》）
